國民黨主席鄭麗文率團訪問北京，並於4月10日與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舉行會談（以下簡稱「鄭習會」），這一政治事件在特定的歷史節點上，成為了觀測台海戰爭機率變動的關鍵指標。從國際宏觀環境來看，美國總統川普在國際舞台上展現了強悍的軍事打擊能力，先後對委內瑞拉與伊朗採取行動；與此同時，美國、日本與菲律賓在第一島鏈完成了一系列針對中國內陸的中長程飛彈部署。在這樣的國際壓力交織下，習近平在會談中的談話邏輯，以及隨後由國台辦宣布的十項「惠台」措施，反映了北京試圖在美國強大的軍事威力下，透過重塑兩岸經貿與社會依賴，來緩解短期衝突的誘發概率，並同步構建更具韌性的統一框架 。

一、習近平談話內容

在「鄭習會」的談話中，習近平表現出極強的針對性與策略性。透過對談話細節的剖析，可以發現北京正從「急促統一」轉向「韌性統戰」。習近平在會談中提出四點論述，重申兩岸共同政治基礎及統一目標：

• 民族認同與共同命運： 習強調兩岸「同根同源、同文同種、血脈相連，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意指兩岸同屬一個民族，呼籲國共兩黨站穩「民族立場」、弘揚中華文化。此處隱含對話語權爭奪，強化「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認同，意在淡化制度差異對兩岸關係的影響，避免獨立思潮蔓延。
• 和平發展與統一目標：他指出「堅持『九二共識』、反對台獨是守護兩岸共同家園的根本」，並提出「只要是有利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主張，我們都歡迎」；但立即警告「台獨是破壞台海和平的罪魁禍首，我們決不姑息、決不容忍」。這顯示中共口徑不變：對和平表面開放，但政治前提嚴格。習的語氣平穩熱情，但話裡轉涵明確威脅，表明若台灣偏離「一中原則」路線，中共將強硬回應。
• 交流融合與利益共享：習近平強調兩岸「共同擴大交流交往交融，增進兩岸同胞親情福祉」，歡迎「台灣農漁產品、優質商品進入大陸千家萬戶」，並邀請台灣同胞常來大陸發展。此番話語緩和但暗藏經濟籌碼：一方面凸顯交流帶來的民生福祉（經濟誘因），另一方面籠絡台灣人心。該策略意在通過經濟利益吸引和分化台灣社會，特別是對年輕一代和選民具有誘惑力。
• 民族復興與未來承諾：習引用孫中山遺志，強調「振興中華、國家統一」是中華民族復興的目標，並自信「會有越來越多台灣同胞深刻認識到臺台灣的發展前途在於強大祖國」。這部分意在灌輸歷史必然論：勾勒台灣未來只能與大陸融合的發展路徑，暗示兩岸分裂只會導致台灣落後。通過強調同艦一家的願景，習近平在語言上試圖鞏固「和平統一」的正當性。

二、習近平的戰略考量及目的

上述習近平談話原文，如堅守九二共識與反獨、歡迎台灣交流、反對任何形式分裂等，央視將此話語解讀為「為兩岸謀和平、為同胞謀福祉、為民族謀復興」的表態，凸顯官方意圖塑造「習近平就是台灣人民的關愛者和和平締造者」形象。但習談話未提及軍事要素，只在政治話語中暗示需果斷「反台獨」，否則將強硬反制，顯示其仍把台獨視為首要威脅。根據習的談話內容研判，對習而言，「鄭習會」的舉行及後續的十項措施是基於以下考慮及目的：

(一)和平統一議程躍上檯面

習近平在「鄭習會」中釋放溫和訊號，主要動機在於他可能認為現階段採取「武力統一」面臨阻礙。由於川普政府在委內瑞拉與伊朗展現了強大的軍事實力與情報精準度，加上解放軍內部正經歷領導層清洗，其指揮結構與裝備效能仍存疑慮，使得武統的成本與風險大幅攀升。因此，習近平轉而試探「和平統一」的路徑，試圖透過與台灣在野黨建立「和平框架」，利用經濟吸納與民族認同來重塑兩岸依賴，以一種代價較低的方式推動其統一目標，並藉此抵銷來自國際陣營的軍事壓力。

習近平強調「社會制度不同，不是搞分裂的藉口」，這實際上是在淡化兩岸制度性的對立，轉而要求以「民族認同」作為和平統一的最高前提。這種敘事安排旨在向台灣工商界與中間選民傳遞一個訊號：只要不觸碰「台獨」底線，北京願意在「民族大義」的旗幟下提供發展空間。

(二)「系統性地方包圍中央」的統戰新戰術

習近平如此表現的另一個原因在於實施更精準的對台分化策略。透過給予鄭麗文高規格的接待，並在會後迅速發布針對農漁業、旅遊業與基層民生的十項措施，北京成功地在台灣社會內部營造了「對話帶來红利」與「對抗帶來風險」的強烈對比。[1]這種「區隔對待」的策略，旨在削弱賴清德政府在兩岸議題上的主導權，並透過直接向特定群體釋放利益，建立起一套繞過官方的交流模式，以此從基層瓦解台灣內部的抗中意識。

對習而言，積極與國民黨展開對話可以孤立民進黨政府、分化台灣政黨。鄭麗文作為台灣在野黨領袖，其表態往往較能與北京互動，習重啟與國民黨高層對話，可削弱台灣政黨間的差異（例如國民黨也支持九二共識）。會談中習近平極力強調「共同政治基礎」和「共享發展機遇」，是對國民黨政策訴求的回應，也旨在將國民黨凝聚在親北京陣營，減少台灣內部的分裂風險。

(三)改善國際形象與瓦解美國同盟

儘管大陸近年頻繁軍演，但習談話全程避談武力或軍事壓力，意在營造和緩氛圍，以利「和平發展」倡議的可信度。這可能反映大陸高層暫時願意壓低戰略姿態，以換取國際上對其動機的正面解讀。但戰機繞島、軍演威懾依然繼續，習言論與實際行動不必然同步，仍須警惕軍方動向。

2026年的國際地緣政治形勢對北京而言既是挑戰也是機遇。美國與伊朗之間的軍事緊張局勢，以及美方對伊朗核設施的潛在轟炸威脅，使得華府的戰略注意力與武器彈藥儲備受到嚴重消耗。北京在此時表現出對台的「和平姿態」，具有以下多重戰略意圖：

• 瓦解對抗同盟：透過與台灣最大在野黨的和平對話，北京試圖向國際社會（尤其是歐洲與東南亞國家）展示，其具備透過政治手段處理分歧的能力，進而削弱美國組織「抗中聯盟」的說服力 。
• 降低軍事介入風險：當台海和平呈現「局部回溫」態勢時，美國內部主張對華強硬或直接軍事介入的聲音可能會受到商界與溫和派的挑戰，這為北京爭取到了更寬鬆的外交迴旋空間。
• 外交籌碼的建構：習近平試圖透過與鄭麗文的會談，向美方傳達「台灣內部有和平力量」的訊號，以此增加5月「川習會」的談判槓桿，藉此促使美國支持兩岸統一。

(四)緩解美國的軍事威脅

分析習近平在「鄭習會」中展現相對克制、積極釋放利多的原因，必須結合中國大陸當前的經濟社會環境、國際競爭壓力以及對台統戰策略的演變。北京的行為並非單純的善意，而是經過精密計算的「戰略進攻」與「避險」的結合。除了內部的經濟發展需求外，2026年來自美國陣營強大的外部軍事壓力是決定北京採取「以退為進」策略的關鍵因素。

1.川普「實力和平」的打擊與心理嚇阻

2026年初，川普政府展現了大膽運用軍事手段追求政治目標的強勢風格 。

• 高效率的軍事行動：美軍成功對伊朗高層進行「斬首」行動，並在委內瑞拉成功捕獲馬杜洛。這種展現情報精準度與特種作戰實力的行動，與近半世紀未參與大戰的解放軍形成鮮明對比，讓北京不得不面對川普可能以軍事手段介入台海的風險 。
• 削弱北京戰略支點：委內瑞拉與伊朗是北京在「全球南方」的重要夥伴。美國的打擊不僅損害了中國的能源供應鏈（中國13%石油進口來自伊朗），也讓習近平意識到直接與川普政府發生正面軍事碰撞的成本極高 。

2.第一島鏈「導彈牆」與「拒止防禦」的制約

美、日、菲等國在2025年至2026年間，完成了一系列具備攻擊中國內陸能力的飛彈部署，形成了強大的「拒止威懾」（Deterrence by Denial）：

• 日本長程反擊能力：日本於2026年3月部署了國產「25式」飛彈，射程達1000公里，具備從九州打擊上海的能力；此外還在富士營地部署了極音速武器。
• 菲律賓與美軍的火網：美軍在菲律賓呂宋島常態化部署「堤豐」（Typhon）系統，發射的戰斧飛彈射程超過1600公里，可精確打擊中國南方腹地 。
• 美國2026《國家國防戰略》：該文件明確提出要在第一島鏈建立「強大的拒止防禦」，確保美軍能針對挑戰美國利益的任何目標進行「毀滅性打擊」。在本土受創風險大幅增加的情況下，習近平採取溫和姿態是為了降低戰爭熱度，避免台海衝突升級為全面戰爭 。

3.美中台博弈下的槓桿運用

當前中美關係緊張，美國支持台灣並售台武器。專家分析認為，習此行意在搶占話語權，挑戰「美國軍事威懾帶來台海穩定」的論述。[2]透過高層接觸，向華府與台灣展現兩岸可自內部和解，而非完全依賴美方干預。習近平或欲在即將與川普會晤前累積政治籌碼，使美方在對台政策上略作讓步（例如延後軍售）。

三、對台海戰爭的影響評估

對台海戰爭最直接的影響，在於「鄭習會」於兩岸關係緊繃之際，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對話契機。自兩岸陷入對抗格局以來，互動多以對立為主，而對話則構成對抗之外的另一種處理路徑。儘管透過對話從根本上化解衝突的可能性有限，但至少有助於建立風險控管的空間，為避免情勢走向戰爭提供一條可行的緩衝途徑。

然而，正如部分觀點所指出，兩岸更需要的是制度化、官方層級的對話機制，方能真正建立長期且有效的戰爭風險控管架構。就此而言，「鄭習會」僅能視為對話的起點；若後續未能進一步延伸至與執政當局之間的正式互動，則其效果恐將流於表象，實質影響將有限。

「鄭習會」對台海戰爭風險會產生以下影響：

(一)短期影響：衝突熱度的「暫時性回落」

在短期內，「鄭習會」有助於降低台海戰爭機率，關鍵在於其不僅重啟溝通管道，更重要的是習近平傳遞出強調和平的政治訊號。由於習掌握台海戰爭的鑰匙，習的態度是測量台海戰爭機率的關鍵。在「鄭習會」中，習本人釋出「維持穩定、避免衝突」的訊號，本身即具有降溫效果，有助於穩定外界預期並降低軍事情勢的敏感度。同時，此類對話亦提供一個非軍事的問題處理機制，降低誤判與突發事件升高的風險。因此，儘管其無法改變結構性矛盾，但在短期內透過「對話＋和平訊號」的雙重作用，確實有助於抑制衝突升級、降低戰爭發生的可能性。

須強調的是，「鄭習會」營造的和平氛圍具有高度的「政治區隔」特質，這並不代表北京對賴清德政府的言行會有任何寬容或讓步。事實上，在習近平與鄭麗文會談的同時，解放軍在台海周邊的軍事行動依然持續，顯示北京正採取「和戰兩手」策略，將對在野黨的溫和表態與對執政當局的強硬威懾區分開來。此外，這種氣氛也不代表北京會容忍美國對台軍售；習近平已多次警告川普政府在軍售問題上必須「慎重」，並始終將美方的軍事援助視為損害其主權的外部干預。因此，北京對台大戰略的「硬底線」並未因一場會談而鬆動，一旦執政黨言行觸及紅線或軍事採購規模擴大，和平氣氛將可能瞬間瓦解。從這個角度看，「鄭習會」並無法解決台海衝突的核心，兩岸關係仍有可能因為原有的矛盾持續走向惡化的道路。

(二)中長期影響：結構性風險未減

然而，從中長期來看，習近平對於統一目標仍存在明顯的緊迫感。雖然目前轉向試探和平統一的路徑，但北京的耐心並非無窮無盡；一旦習近平認為經貿讓利與社會融合等和平手段無法取得實質性的統一進展，他極可能迅速恢復大規模的軍事威懾，甚至動用武力。從中期（3至5年）來看，戰爭的潛在風險並未消除，反而轉化為一種更具威脅性的「結構性脆弱」。

1. 削弱台灣戰備意志：「鄭習會」營造的兩岸和平氛圍可能成為台灣國防韌性的「戰略麻醉劑」，進而演變為「致戰」的誘因。長期而言，若台灣的備戰意識因這種暫時性的外交緩和而瓦解，反而會降低北京發動攻擊的政治門檻與軍事代價，使其更有可能在實力儲備完成後，趁台灣防衛意志空洞之際發起致命打擊，將短期的和平紅利轉化為長期的軍事優勢。
2. 官方危機控管機制的缺失：北京堅持以國共渠道取代官方渠道，這導致兩岸之間依然缺乏真正的、具法律效力的危機溝通機制。這種「不對稱交流」會淪為執政黨與在野黨各說各話，所達成的會議「共識」無法推動，實際上無助於兩岸的和平。兩岸政府若無法直接對話，極易因誤判而陷入戰爭陷阱。
3. 「以經促統」的非對稱壓力：十項措施旨在重塑台灣對大陸的經濟依賴。正如學者分析，這是「政治繞道」與「重塑依賴」的策略 。[3]當台灣特定產業與族群（如農漁民、觀光業者）的利益與北京的政策高度綁定時，北京便獲得了更強大的干預工具。一旦台灣內政走向不符合其預期，北京可以迅速關閉這些「利益閘門」，引發台灣內部嚴重的社會動盪，這本身就是結合軍事與非軍事、正規與不正規手段的「混合戰爭」的前置作業。

四、綜合結論：和平紅利還是戰略陷阱？

對中共而言，「鄭習會」展現的和平表象，本質上是「內部經濟發展需求」與「外部強大軍事威懾」共同作用下的戰略妥協。川普在委內瑞拉與伊朗的鐵腕行動，加上美日菲第一島鏈飛彈部署對中國內陸的直接威脅，確實使北京暫時收斂武統辭令，轉而採取「柔性統戰」與「制度性融合」。

然而，這種和平是脆弱的。「鄭習會」建立的國共溝通機制雖能起到局部的降壓作用，但由於北京堅決繞過台灣民選政府，兩岸之間依然缺乏實質的、具法律保障的危機管控機制。這種官方對話的持續缺位，顯示中共運用「鄭習會」對執政黨施加壓力，意味著台海局勢處於一種「高強度政治操作」的狀態。此外，十項措施在台灣遭到不同的解讀，不但得不到應有的效果，反而在執政黨拒絕接受後，轉變成兩岸間更深的對立。

最後，本報告強調，2026年的「鄭習會」並非台海局勢的終點，而是一場更複雜、更持久的「避戰與統一」博弈的起點。對決策者而言，如何在獲取交流紅利的同時，防範「養、套、殺」的結構性陷阱，將是未來數年維持台海低戰爭機率的核心考驗。習近平與北京決策層必須認清，要真正消弭兩岸長期的分歧，和平手段需要極大的戰略定力與時間去累積互信，而非將和平視為一種隨時可因缺乏短期效益而棄之不顧的戰術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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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對話與風險之間：鄭習會的意義」，https://money.udn.com/money/story/5628/9434829

[2] “Beijing Is Using a Xi–Cheng Meeting to Rewrite the Narrative Power Over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Taiwan Strait”, https://yuwendeng.substack.com/p/beijing-is-using-a-xicheng-meeting

[3] 「中國推10項對台措施　學者：政治繞道、重塑依賴」，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604120065.aspx